鋼貿貸款危機猶如一副推倒的多米諾骨牌，震動著整個金融體系。資金鏈斷裂、加大杠桿、重復質押……因鋼貿商而起的融資危機，受傷的不僅僅是銀行，其殃及范圍之廣，連處于同一鏈條上的鋼貿央企也難以幸免。分析人士指出，鋼貿貸款風險仍未見底，2014年將是鋼貿風險最終大面積爆發的一年

　　從“本以為能賺上一筆”的“香餑餑”，淪落為“只想拿回自己投資”的“燙手山芋”，前后不過4個多月時間，但卻讓上海祝源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上海祝源”）負責人楊齊（應當事人要求，化名）感受到了他“創業初期那些年大起大落”的“痛苦”感覺。

　　“沒辦法，如果不想成為自己的精神負擔和企業的資金負擔，只能走法律程序了。”6月11日晚，一邊泯著茶，楊齊一邊無奈地苦笑，“雖然知道對方是央企旗下子公司，官司的最終執行效果還不得而知，但總比空等希望，或什么都不做更好。”

　　說這段話之前，楊齊剛剛接到一句口訊：被起訴方希望祝源“低調一些”，甚至“沒必要走法律程序”。但他決心已下，期望能在8月底之前開打官司，并盡快解決糾紛。“這不是為自己謀利的問題。因為自己的企業也欠著銀行貸款，更不可能原地踏步，不向前發展。”他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

　　楊齊的苦惱來自2013年10月和12月的一次債權轉讓行動。

　　《國際金融報》記者輾轉獲得的一份資料顯示，當時，楊齊所在的公司上海祝源分兩次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稱“華融資產上海”）簽署了債權轉讓協議，以總計約4680萬元的代價，拿下了華融資產上海的債權包。

　　目前，中國有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被業界俗稱為“壞賬處理公司”。其中，華融資產主要是處理國有大銀行的不良資產。《國際金融報》記者了解得知，楊齊拿下的債權包就是國有大銀行遺留下來的壞賬，具體主要涉及的是鋼貿領域的壞賬。

　　按楊齊的說法，在對這個資產包的處理過程中，祝源可以與欠債的鋼貿商打交道，也可以向第三方擔保公司討債，但更主要的是和當時擔任倉庫監管方的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下稱“中遠集團”）旗下兩家孫子公司（下稱“中遠方”）——上海中遠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下稱“中遠物流配送公司”）和中遠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下稱“供應鏈上海公司”）打交道。

　　“就我們來說，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中遠方只愿意賠付1.5億元資產包的5%，即750萬元給我們。”楊齊說，這讓我覺得不可接受。

　　對于楊齊的訴求和說法，《國際金融報》記者輾轉聯系到了中遠物流配送公司的負責人李虎。但他因“人在醫院”，最終還是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且不肯透露有關的細節。

　　與此同時，記者在調查中卻意外了解到，當年鋼貿商找中遠物流配送公司和供應鏈上海公司作倉庫監管方，不止可以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就連這兩家公司也能從中獲得“1.5個點”（貸款額的1.5%，據業內人士稱，后降到了1.2%）的監管費收益，甚至可能還存在反復質押、監管騙取銀行貸款的行為。

　　“鋼貿領域反復質押、聯手少數央企騙取貸款等現象，在鋼貿發展最瘋狂的時候，太普遍了。”多位鋼鐵業內人士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只不過，經歷了這兩年的低潮期和銀行的打壓后，基本上都收斂了。”

　　“接了燙手山芋”

　　2009年，楊齊曾是一名鋼貿商，自稱“見到鋼貿商最好的和最瘋狂的年代”，也看到了“這兩年的迅速沒落”。但他慶幸的是，在“最瘋狂的時間段”，他選擇了退出，轉而做了其他生意。

　　然而，2013年8月，經人介紹，他重新參與到了鋼貿領域，方式是從華融資產上海公司購買了國有大銀行遺留下來的壞賬資產包。

　　這種方式在鋼貿和金融領域并不鮮見。上海雙盛鋼鐵貿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明海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解釋，這種壞賬資產包對銀行來說，是個省時省力的辦法，“打比方說，企業欠銀行5億元，銀行以4億元的價格把債權賣給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又從中賺取幾千萬元。總體來看，是一筆各取所需的交易”。

　　葉明海還解釋，第三方公司往往有能力對欠款企業進行摸底，在了解到他們具有一定還款能力之后再接下次級債。相比于銀行，他們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催促欠款方還錢。對于銀行來說，這種轉讓債權的方式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也不失為一種壯士斷腕的做法，“好過在一棵樹上吊死”。

　　“2013年10月29日和12月25日，公司兩次購買了華融的壞賬資產包。”5月底的一次會面中，楊齊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了具體情況，資產包的總價是1.5億元，上海祝源花費了4680萬元左右購買了這個資產包。

　　對于他的說法，《國際金融報》記者獲得的一份內部的《標的債權清單》復印件顯示，里面共涉及到19家與鋼貿有關的企業，債券總額相加，約有1.5億元對銀行的總欠債。這符合楊齊上述透露的數據。

　　但潛在的疑問是，既然知道當年鋼貿商欠了很多債，并遺留下來了風險，且不少鋼貿商早就不像以前有這么多現金流了，那么，為何還要選擇購買壞賬資產包？

　　“大致基于兩點。”楊齊解釋，“一方面，華融資產上海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對外出售壞賬資產包，吸引接盤者。之前，據我所了解，基本上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和風險。另一方面，公司進行過一項對比，去年某個時間段，中遠上海這邊還因監管責任，賠付了3000多萬元給另一家央企中國鐵路物資上海有限公司（下稱‘中國鐵物上海’）。”

　　針對上述說法，記者輾轉獲得了一份《民事判決書》的復印本，判定中遠供應鏈管理公司交付中國鐵物上海鋼材（按原監管的數量），并參考“我的鋼鐵”網站的鋼材參考價向中國鐵物上海賠付損失。

　　事實上，中遠供應鏈公司也曾被其他央企要求賠付。2013年6月，A股上市公司中材國際就發布公告稱，中國中材東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東方貿易”）曾與中遠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簽署《倉儲保管合同》，約定將鋼材貨物倉儲在中遠供應鏈的倉庫中，由中遠供應鏈進行倉儲保管。

　　“但中遠供應鏈未能依約交付東方貿易開具的8份倉單項下總計5.73萬噸、價值2.15億元的鋼材貨物，給東方貿易造成了巨大損失，中遠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中材國際當時發布的公告顯示。

　　“至少基于上述兩點因素，讓當時的我都認為，要債并不困難。”楊齊進一步說，“我最開始的訴求是1.5億元的資產包，討要回來8000萬元。后來，不斷和中遠上海這邊溝通，降到了5500萬元。然而，到目前為止，中遠一方只肯賠付750萬元左右。”

　　“沒想到，我最終接手的是個‘燙手山芋’。不得已，我只能將他們起訴到寶山區的法院。希望通過司法程序解決我的利益訴求。”楊齊稱，“因為，我自己的企業也需要資金流來盤活。”

　　6月10日，《國際金融報》記者與李虎取得了聯系，但他本人未回復記者的采訪要求。但一位與李虎打過交道的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李虎屬于“新來者”，并沒有參與當年中遠配送公司和供應鏈公司那波貸款潮，且在他治下，中遠上海這邊或沒有再做與鋼貿有關的貸款業務。

　　中遠擔責倉庫監管

　　那么，除了19家鋼貿商，楊齊為什么要向中遠方討要利益？中遠物流配送公司和中遠供應鏈上海公司到底在鋼貿商貸款業務中承擔什么責任呢？

　　對此，楊齊給出的說法是：1.5億元的資產包中，包括仍有效力的質押權、企業擔保權等。“也就是說，從法律角度看，我可以向多個相關方討要資產。既可以向欠債的鋼貿企業收回資金，也可以向監管方索要自己的利益。”楊齊說。

　　針對后一個問題，一位了解鋼貿商貸款操作手法的知情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稱，當時很多中小鋼貿商獲得貸款，大致分為三種途徑：一是房產質押；二是資質良好的擔保公司擔保，可以是鋼鐵圈“大佬”的擔保公司，也可以是“中”字頭企業的擔保公司；三是貨物抵押貸款。

　　“貨押貸款，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查驗你的貨存不存在。出于最基本的風險考慮，銀行往往不認可鋼貿商們放在民營倉庫的鋼材。因此，借款人需要貸款，往往要借‘中’字頭企業的牌子。比如，中遠物流配送公司。進而，銀行才會認可你的資質，并要求你附上‘中’字頭企業的倉庫監管協議。”上述知情人士說，“也就是說，這家‘中’字頭企業就要擔負相應的監管責任。”

　　一位與鋼貿圈大佬直接打過交道的原深發展貸款部經理也曾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銀行要貸款給借款人，要有進貨的單據乃至發票、購銷合同證明、質保證明和倉庫監管協議。其中，當時較為“吃香”的一種類型就是由央企的倉庫監管，即確認這批貨物在央企的倉庫里，就可獲得相應貸款。

　　“像中遠這樣擁有大量倉庫的企業，當時很樂意做這個事情。”知情人士說，“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獲取不菲的監管費用。一開始，是1.5個點的費率，后來降到了1.2個點。”

　　楊齊介紹，比如，一家鋼貿企業有2000萬元的貨物，銀行滿打滿算，最大極限可貸出1000萬元的款。這其中，倉庫方要收取15萬元的監管費。

　　因此，在楊齊看來，中遠物流配送公司和供應鏈上海公司“不可能沒資金賠”，雖然他輾轉得到的信息是“有關企業的賬面資金已為零”。

　　截至發稿，楊齊又對《國際金融報》記者確認，雖然“并不愿意”，但仍將采取法律行動，對19家鋼貿商中的兩家企業及中遠的有關企業發起訴訟。

　　央企利益鏈隱現

　　拋開楊齊的糾紛，《國際金融報》記者在調查中還意外得知，從2009年開始鋼貿商那波瘋狂的貸款潮中，部分倉庫方曾反復質押鋼材產品，為他人獲得貸款的同時，也在為自己謀利。

　　“虛報數量，都是小問題。關鍵是鋼材的反復質押。”知情人士說，比如，1萬噸的貨，最后卻能貸出以10萬噸為基數的貸款出來，杠桿陡然放大的同時，卻讓自己的企業獲得了更多利益。換個角度說，即鋼貿商獲得了1000萬元的貸款，以1.5個點計算，付給倉庫方的監管費就是15萬元，質押5遍，那就是75萬元。

　　上海祝源曾經的一個訴求是，不還錢，還貨物也行。但他們調查發現，由中遠方監管的19家公司的質押貨物合計應不少于95000噸，但實際存放這些質押物的10個倉庫里只有約32700噸左右的貨物，且這些貨物曾被多家法院，包括四川、貴州的一些法院進行過查封。2013年11月和2014年1月，上海祝源向上海中遠寄送了兩批提貨通知書，敦促上海中遠歸還95000噸質押貨物，但這個要求沒有得到回復。

　　“在這個圈子，‘一女多嫁’是比較普遍的事情。”葉明海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他所說的“一女多嫁”，指的就是少量貨物質押給多家銀行套現的“重復質押”現象。

　　“如果鋼貿商在指定期限內，賣鋼材取得的收入不能覆蓋銀行的貸款額及利息，銀行就要取走質押物以充抵欠款。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質押物的來路根本說不清楚。”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證實，“它們或者根本就不是鋼貿商自己的資產，或者被用來向不同的銀行累計質押，套取現金。”

　　該人士還告訴記者，這個過程中，第三方監管公司往往洞悉其中的貓膩，但他們“沒有責任告訴銀行”。更有甚者，他們會和鋼貿商串通，騙取銀行貸款以從中獲利。

　　“我所了解的中遠上海這邊的情況是，2011年，他們在上海擁有40多個倉庫，通過給鋼貿商審核、蓋倉庫監管協議的章，總共監管了約100億元左右的貸款，即每年有1億多元的監管收入。”上述知情人士舉例稱，“甚至圈內還有個算半公開的秘密，就是監管單位的負責人為企業謀取1.5個點利益的同時，自己還能抽2個點的回扣。”

　　知情人士還透露，“從檢察院那邊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某‘中’字頭物流企業原先的負責人傅某和沈某，已被采取司法行動。其中，傅某可能收取了6000萬元回扣。那么，以2個點的回扣計算，也就是說，通過這家公司的倉庫，大大小小的鋼貿商獲得了30億元的貸款。”

　　對于這則爆料，記者近日向多方求證，但卻未得到實質性信息。同時，從上海司法部門的官方資料看，也沒有公開透露過類似的信息。可查閱的信息是，傅某曾獲得“2004年度全國交通系統青年崗位能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鋼貿領域，不止是上述提到的中遠方、中材國際和中國鐵物，部分國企也一度幫鋼貿商做托盤業務，后來，也被迫卷入 “壞賬黑洞”之中。

　　所謂托盤業務，是指國企先幫貿易商支付貨款，貨材放在第三方倉庫；一段時間后，貿易商通過加付一定的傭金費用或者利息費用償還資金后，拿回貨權。對于這種行為，有媒體報道稱，“后來由于虛假倉單、重復質押等問題，演變為‘一貨多嫁’甚至‘空倉計’，國企貨財兩失，資不抵債。”

　　鋼貿風險未釋放完

　　在采訪中，記者與多位企業人士和鋼貿人士溝通上述糾紛案，他們在發出“正常”感慨的同時，也認為“鋼貿圈的風險還沒有完全釋放完”。

　　“債務問題想短期全部解決的可能性并不大。”有業內人士說。

　　今年4月，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在金融審判情況通報會上稱，去年上海涉鋼貿案件的收案數量同比增長5.5倍，今年該領域的金融風險還將進一步釋放。

　　上海高院副院長盛勇強對媒體介紹，作為全國鋼貿商最集中的區域，去年上海共受理涉鋼貿的金融商事糾紛案件約3700件，涉案金額230億元。其中，浦東法院去年涉鋼貿的金融案件約為2500件。今年第一季度該類案件已達1000多件，“可見，風險已進入集中釋放期”。

　　大宗電子商務平臺金銀島的分析師王永樂稱，鋼鐵產業鏈資金風險仍在集中釋放期，“進入2014年，鋼貿公司因貸款被銀行訴訟案已不僅集中在華東地區，華南地區案件增加也較為明顯”。其次，他還發現，“鋼貿信貸危機已經燒到上游，鋼鐵企業資金鏈斷裂倒閉后，或因資不抵債造成部分鋼貿預付款項難以追回，這將進一步惡化鋼鐵產業資金風險。”

　　但《國際金融報》記者在調查和采訪中發現，不少人也看好鋼貿商群體的“回暖”。

　　“未來，經過市場洗禮后，剩下的部分鋼貿商還是有發展機會的。”西本新干線高級分析師邱躍成此前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一方面，市場其實離不開鋼貿商這個群體，比如，在流通環節中，鋼廠不可能給所有的下游客戶進行墊資，但鋼貿商卻能憑借自己的人脈和關系，打通有關的環節；另一方面，經過銀行的大規模“洗盤”，能留下的大部分鋼貿商都不會再去試探性地使用“聯保聯貸”的做法，也相對會有更好的現金流，這有助于他們未來的發展；再者，由于現在市場的低迷，鋼貿商不會再對賭市場的漲跌，鋼廠也亟需將鋼材產品銷售出去，為此，他們現在對鋼貿商的態度“處于歷史最好的時期”，比如，即使市場下跌，也會對鋼貿商進行差價上的補貼。

　　中國聯合鋼鐵網事業鋼材部副總經理張曄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目前鋼貿危機已經處于“尾聲”。無貨質押、重復質押等行為是一批鋼貿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使用的手段，而當牛熊市轉換過后，再追求快速發財就沒那么必要，也沒什么可能性了。所以，如今“剩下”的鋼貿商，大多都是求穩、求踏實。

　　一位周姓寧德籍鋼貿商稍早前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相比2012年最低迷的時刻，市場鋼貿商的積極性略有回暖。另外，就我周邊的朋友看，雖然大家認同行業低迷的看法，但總體上，還是對今年的市場有一定的信心。”（黃燁）